观察|邢成举:乡村社会的螺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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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
有研究者从相对长时段的历史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沿着一条下行线，这或许也有道理，但是这样的看法也可能有失全面，更缺乏辩证的视角。在我看来，农村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可以形象描述，其现实状态更符合一条曲线，这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总体而言，中国乡村发展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即使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的困境和问题，但我们也总是能够看到很多令人欣喜和鼓舞的事件，而且这样的事件正成为乡村内更多精英和大众的一致行动。
2002年的税费改革开始，这也是是从制度层面开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其意味着一直存续了2000多年的农村税赋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于农民而言，正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时期更好的日子了”。种地不但不收取税费，而且还能够获得国家的种地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以税费改革为开端，之后中央还启动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这让原本已经相当紧张的基层干群关系得到了缓解。税费改革的同时，为了缓解农民看病难的问题，2002年，国家推动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4年，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政策应运而生，在地方的实践中，诸多的创新举措得以出现，农业的活力再次彰显。以此为契机，2006年中央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这让原本虚弱的乡村获得了来自国家财政的大量资源，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经济发展、村民富裕等成为农村发展和建设的一致目标。尽管从后期的成果上看，这场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有限，却让乡村获得了重新发展的生机。2009年，由中央推动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让农民养老难的问题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回应，尽管保障水平较低，但被广大农民欢迎。2012年，全国范围内大修农田水利，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大幅度的改善。2013年，家庭农场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代表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方向。同年底，中央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倡议，中国美必须乡村美，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建设美丽乡村，自此乡村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新的提升。2014年，中央对农村土地制度开启了又一轮的深化改革，提出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意见，这大大激活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活力，也为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和收益提升开拓了新的途径。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实现在现行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脱贫。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中央如此多的政策、意见和战略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其并没有获得来自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却不这么认为，通过长期的实地调研，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基层首创正在与政府发展乡村的意愿形成合力，这些自发和自主性的行动正为我们乡村的发展注入根本性的力量。
农村人、财、物的外流一直被视为是导致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因打工潮的兴起而带来的农村空心化也成为乡村治理的难题，税费改革后，因基层财政空乏，乡村治理能力捉襟见肘，农村基础设施无人管护和田地荒芜等报道不绝于耳。但农村并非只有这些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同样还有大量让人欣慰和欣喜的事件不断涌现。下面我们就举例进行说明：
中间阶层农民在村庄崛起。在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中部地区进行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村庄内中间阶层的农民正在村庄经济、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间阶层农民，因其社会禀赋的特性，其或许无法外出打工，或是外出打工后重新回到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对于这类农民而言，其在政治层面关心村庄选举且热心村庄公益事业，希望能够有优秀的村干部带领村民致富和发展，甚至其中的一些中间阶层农民成为了村组干部；在经济层面，这样阶层的农民，其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和农业，其对农业生产有很高的热情，通常情况下其农业生产技术也在村庄内比较突出，其流转有一定面积的土地从而使得其可以在村庄内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因为，这类农民的经济来源依托土地和农业，他们对农业基础设施有较高的需求，也自愿管护农业生产类基础设施。在社会层面，中间阶层农民的社会交往关系主要在村庄内部，且因经济基础较好，其在村庄内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在村庄内的公共事务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力，村民之间的纠纷调解也有赖于这类人的出面。为什么会出现中间阶层农民的崛起呢？主要原因是：在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农业可以获得与城市务工相当的收入；农村不仅是一个产业空间，更是一个饱含亲戚、文化、社会记忆与价值的场域，在这里农民可以追寻自己的意义；村庄仍是当前多数农民的归宿，也许可以在外面打工几十年，但根仍在村庄。
农业经营基层创新席卷乡村。农业领域的基层创新，我们并不陌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来自于农民的首创。在21世纪的今天，农业经营方面的农民首创同样普遍，我们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例进行简单的讨论。2000年初，在深刻体会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不足的基础上，四川崇州的农民自发开始了新型农业经营制度的探索，而后他们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即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基础上，农户自愿将土地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样既解决了土地分散细碎的问题，同时还克服了农地产权问题带来的经营障碍，既能够解放农业劳动力，同时也激活了土地产权权能。而后，这样的基层首创就变成了国家政策，之后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变成了政府的中心工作，鼓励土地流转、土地“三权分置”等也成为了农民首创基础上的政策创新。如果，土地股份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组织已经遍布各地，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的问题，但其带动农民增收和创新农业经营形式的价值则是实实在在的。在农业经营领域的创新，不仅仅是土地股份合作社，还有土地托管、家庭农场、资金互助、新型职业农民等。这些来自基层的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实践检验而后成为了全国性政策。从基层农业经营的角度看，农民的首创精神得到了尊重，这里来自一线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农业发展路径也获得了政策层面的积极回应。中国的诸多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这与其对基层创新的尊重和重视是分不开的。政府与农民之间并非是相互封闭的独立系统，而是在多个层面进行着积极的互动，没有一厢情愿而是互联互构。以陕西省眉县猕猴桃的种植为例，该产业在不同的村庄有着显著的差异，而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重要原因是有的村庄有热心技术传播与帮扶的“乡土专家”，而有的村子没有。政府和高效推广的猕猴桃新技术在农户应用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转化的过程，而“乡土专家”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良好途径。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眉县地方政府将“乡土专家”的培育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仅将村庄内那些有公益心和技术基础的农民选了出来，还针对他们制定了多年度的培训计划，最后还给予这些“乡土专家”一定额度的经济补助。这样就建构起了从县到乡镇到村的三级农技推广体系。最终，眉县也成为了国家级的猕猴桃产业示范区，该县更是参与制定了该产业的行业标准。这正是基层创新与政府政策结合的优秀示范。
农村打工青年投身公益，建设美丽故乡。在太多的人对故乡满怀感伤的时候，有一群人已经开始了建设家乡的行动，而这些人不是别人，是从村庄中走出去的打工者、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公务员和其他人。2016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多年的对故乡惆怅的思绪已经转化为行动。从2015年9月底，我家乡所在的自然村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公益红包群，去年的农历腊月二十，我们从微信群筹集的资金中拿出了2700元，为自然村20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送去了一桶油和一袋大米，到目前为止，公益群剩余的公益资金大约是4000元。在当下，微信红包已经红透了手机客户端，但使用微信群进行公益筹资的恐怕还不多。尽管这样的现象并不普遍，但是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都在乡村社会展开。有为农村贫困户发起的慈善捐款，有为贫困村整体脱贫而发起的社会朴素公益，有为村庄环境整治而自发组织的义务劳动，有为村风文明而进行的趣味春晚、运动会和好媳妇好婆媳评选。如此种种，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这就爱故乡建故乡，不同人都在用行动去表达他们对故乡深沉的爱，也在用实践去触碰着内心深处那故乡的魂。对于乡村，我们不应是旁观者，而是要置身其中，要将自己的忧虑或是信心转为实际行动，如此故乡才不至于成为消费乡愁的自留地。
在诸多的研究中，农民似乎都被视为铁板一块，但实际上，农民的快速分化已经提示我们类别化地看待今天的农民，更要类别化地看待当今的乡村社会。我们的乡村面临诸多的困境，但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仅从脱贫方面看，我们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点也是可贵的。而今，对于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开始变得清醒了，他们不再盲目城市生活，对于家乡多了自信和热情，农村的广阔天地让他们觉得仍是大有可为。
严格来说，乡村发展的螺旋线是一条螺旋上升的曲线，从个别时段看，其可能处于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状态，但从整体情况看，农村的发展仍是整体向好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历史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螺旋曲线则表达了一种正常态，发展与曲折是并存。中国农村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农村人正在想法设法进入城市，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来带村庄，租下农家房舍到这里体验恬静的乡土生活。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大量出现，随着城市生活困境的多发，返乡成为众多务工者的选择，通过创新与创业，他们在农村也创造和实践着自己的精彩。
对于乡村的未来，我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你眼中的乡村是什么样的，她未来就会是什么样。也许这样的一种判断有点唯心的意味，但实际上，却充满深意。如果，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乡村的丑陋、衰败与落寞，那么在同情乡村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渐渐远离；但如果你能够在乡愁中发现希望、自信和动力，那么你就会与乡村靠近一些。唱衰乡村，只能让更多的人、财和物逃离乡村，而不盲目乐观地建设和发展乡村，才能让乡村聚集更多成长的力量，根植于我们记忆和血脉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才不会被割裂。对于农村留守问题，我想换个视角分析，留守现象的出现在中国农民家庭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中为维持家庭再生产而做出无奈选择，从家庭看，农村家庭仍具备一定的结构弹性，这或许是他们仍能在当前社会形势下较好生存的基础，为了家庭的整体而牺牲了被留守者。在家庭代际分工合作的格局中，农民家庭仍维持着自身的运转，一旦这种结构被打破，农民家庭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所以，在农民工进城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冷静，务工者能留则留，不能留则返回乡村。我期待乡村的未来更加美好，我也会用实际行动去助力期待的实现。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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